专访焦雄屏：不曾热爱，怎会在电影院里热泪盈眶
——四十载深耕华语影坛，以远见与坚守引导行业前行之路
导语
从台湾新电影 的振臂高呼，到华语电影走向国际的幕后推手；从陪伴侯孝贤、王家卫等导演的“知己”，到打造《蓝色大门》《17岁的单车》等经典作品的监制——焦雄屏老师深耕华语电影领域四十余年，亲历并推动了行业诸多关键变革。
如今，在首届““未来电影计划·香岛湾全国大学生短片季” 的舞台上，她以评委会主席的身份再度聚焦电影新生力量。
在新媒体与AI浪潮席卷、电影市场面临新挑战的当下，这位被誉为“华语电影教母”的行业泰斗，近日接受专访，围绕市场生态、国际传播、创作本质、人才培养及电影教育等核心议题，结合自身丰富实践与具体项目幕后故事，分享了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意义的深刻洞见，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指引。
解读电影市场：过渡期阵痛是时代必然，共情与创新是破局关键
谈及当前大陆电影市场“头部爆款资源高度集中、中小成本类型片生存艰难、观众迭代加速”的核心态势，焦雄屏并未简单判定其“健康”或“不健康”，而是将其置于全球电影行业发展的历史坐标系中审视。她指出，技术与环境变革对电影行业的冲击从未停止——早年电视普及，全球电影人都恐慌“影院将被家庭观影取代”；录像带、光碟的出现，又引发“观影场景转移”的担忧；如今AI时代来临，行业面临的挑战本质上与过往一脉相承，但电影总能凭借其独特价值找到生存逻辑。
“电影的社会功能与大银幕沉浸感是不可替代的。”焦雄屏回忆，她念电影系时，同学们会特意选择影院第一排观影，为的就是“与银幕无距离的沉浸体验”；即便在家看电视、看光碟再便捷，观众仍渴望“与他人共享观影情绪的乐趣”。这种本质属性，让电影在每一次技术变革中都能站稳脚跟。
中国电影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发展速度过快导致的矛盾压缩”。2003年《英雄》的横空出世，让全球首次正视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此前中国电影市场以“拷贝数量”计算收益，市场规模模糊，而《英雄》的票房成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观众的消费能力。此后，在政策支持下，中国影院数量迅速增长，短短数年便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快速扩张背后，行业规则迭代与市场需求变化的矛盾日益凸显。
“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大了这些矛盾。”焦雄屏坦言，2019年开始影院大面积关门，部分影院因“前期扩张过快、后期收益不足”陷入“关门—整合—再困境”的恶性循环；而电影生产周期长与观众审美变化快的矛盾，也让行业承压——一个剧本往往打磨两三年，待拍摄完成时，题材可能已过时，观众偏好也可能转向，“这种压力不只是中小成本电影的难题，头部项目同样面临风险”。
不过，焦雄屏始终对创作者的潜力抱有信心。她以2025年现象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为例，指出该片的成功核心在于“精准捕捉时代情绪，构建深度共情”。“表面看是轻松的喜剧，内核却讲透了当代年轻人的生存困境——那种自嘲、自嗨背后的辛酸，恰恰击中了当代人的共同感受。”她认为，这类作品证明，无论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抓住社会脉搏、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都是创作的核心逻辑。同时，她也警示行业需警惕“同质化陷阱”：“当某类题材成功后，切忌一拥而上复制，类型电影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要在与观众的互动中不断进化。”
复盘国际传播：从“主动叙事”到“合力缺失”，需重寻华语电影话语权
作为华语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幕后推手之一，焦雄屏教授的影响力横跨两岸三地，持续四十余载。
她不仅是将两岸电影核心力量——包括侯孝贤、蔡明亮、何平（中国台湾）、林正盛、萧雅全、张作骥、陈以文、易智言、王小帅等一代标志性导演——成功推向国际影坛的关键伯乐；同时，更以专业视野与资源整合能力，为杨德昌、王家卫、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等导演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市场拓展方面提供重要支持和无私帮助，助力华语电影人在全球舞台展现多元创作风貌。
她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输出，更是华语电影在全球语境中建立专业声誉与话语权的坚实基石。
焦雄屏对华语电影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与当下困境有着深刻认知。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她凭借“跑遍全球电影节”的独特优势，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华语电影论述体系，向世界展现了两岸三地电影的差异化美学魅力。
大陆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田壮壮等）作品重民族性、历史感与文化深度；香港电影在类型框架内（如武侠、警匪）注入鲜明的作者风格，兼具美式商业逻辑与法国新浪潮影响；台湾新电影则以“纪录片式的现实主义” 为基底，融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元素，呈现诗意的生活质感。
焦雄屏回忆，当时她不仅向国际电影节推介作品，更通过论述让世界理解华语电影的文化内涵——此前国际社会对华语电影的认知仅停留在“李小龙、成龙的功夫片”，而这套论述让全球看到了华语电影的多元面貌与艺术深度。
她以《霸王别姬》为例，讲述两岸三地电影力量的融合：“台湾投资方徐枫牵头，用香港的小说与明星，搭配大陆的导演与创作团队，最终这部作品成为华语电影走向世界的经典。”彼时的国际传播，核心是“主动输出”——行业形成“抱团打天下”的合力，通过电影节向世界传递华语电影的整体形象，甚至全球媒体对中港台电影的分析，都大量参考她的早期论述。
而如今，华语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能见度呈现“零星出彩、难成气候”的状态。焦雄屏认为，核心问题在于“集体合力的缺失”与“传播主动权的弱化”。“现在行业多是‘各自立山头’，没有当年两岸三地协同创作、共同发声的凝聚力；更关键的是，部分创作者开始‘迎合国际偏好’，刻意去拍符合西方对华语艺术电影刻板印象的作品，而非主动输出当代华语社会的真实困境与多元面貌。”
焦雄屏教授在访谈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国际话语权的主动构建与专业阐释的重要性。
她认为，中国电影要想真正融入世界，不仅要拍出好作品，更需要一些能在国际语境中自信地讲述自己的文化的电影人才。
她曾回忆起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担任评委的经历——那一年，她为田壮壮的《小城之春》力争评审团大奖。面对几位坦言“看不懂”的外国评委，她逐一阐述田壮壮在第五代导演中的代表性，解释影片重拍经典、与历史对话的文化意义，以及其中蕴含的东方诗意美学。凭借专业判断与语言说服力，她成功说服了其余六位评委，让《小城之春》最终赢得当届第一大奖。
“在国际场合，你必须以专业和文化自信让别人理解你。”焦雄屏说。她深知，艺术交流的背后是话语权的较量。正因为如此，她以同样的方式，为李安的《饮食男女》在澳大利亚悉尼 电影节赢得最佳影片奖，也曾在美国翠贝卡电影节上，为李少红的《生死劫》力争最高荣誉。
她总结道：“在评审团中辩论、在国际舞台上用自己的语言去阐释作品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这就是文化话语权的主动出击。你不能等别人来理解你，而要学会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真情和感情：以真性情拥抱电影，于光影中坚守感动初心
焦雄屏老师始终以感性且真诚的姿态面对电影行业，不管是对作品还是对人。其对电影的热爱一如既往，尽显行业前辈对影像艺术的赤子之心。
谈及电影《孔雀》，焦雄屏曾坦言被影片中细腻的时代叙事与人物命运深深触动。她认为《孔雀》以克制却充满力量的镜头，捕捉了特定年代里普通人的挣扎与向往，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残缺之美让人热泪盈眶。焦雄屏始终以“真性情”面对每一部电影作品。她从不掩饰观影时的情绪流露，更将这份对“感动”的坚守融入电影评审、创作指导与人才培养中——在““未来电影计划·香岛湾全国大学生短片季”评审中，她强调“真诚的情感是作品的灵魂”，鼓励青年创作者扎根生活、传递真实情绪。
解构创作：类型与作者非对立
在创作领域，焦雄屏始终强调“类型与作者并非对立”，而是可以融合共生。它们是电影的两条血脉，一条确保电影与观众的沟通，另一条确保电影的灵魂不死，她反对将“类型片”与“艺术片”二元分割。
她以王家卫、希区柯克等导演为例——“他们既懂得叙事的商业性，也有极强的作者印记。“王家卫的《繁花》是电视剧，但有电影的美学质感，既保持了个人风格，又抓住了上海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氛围，实现了艺术与市场的平衡，同时，王家卫又深谙商业包装逻辑，善用明星、把控观众共情点，让作品兼具艺术深度与市场价值。她还以希区柯克为例，说明这位“悬疑大师” 在类型框架内注入独特的“希区柯克笔触”（如对紧张感的精准掌控、对人性的深刻挖 ），成为类型片领域的作者典范。
具体项目幕后：《17岁的单车》的“时代隐喻”与《洞》的“歌舞实验”
谈及自己参与的经典项目，焦雄屏分享了《17岁的单车》与蔡明亮《洞》的幕后故事，展现她在创作中的深度参与。
“当年筹备《17岁的单车》时，我给王小帅定的核心命题是‘自行车与时代转型’。”焦雄屏回忆，最初王小帅的剧本更偏向“青春冲突”，聚焦两个年轻人争夺单车的矛盾，“我跟他说，这不够——自行车在当时的中国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社会阶层的象征，我们要拍出‘汽车时代来临前，自行车时代的落幕’”。她特意建议在影片结尾加入“大塞车”的镜头：“主角拎着被打坏的单车走过斑马线，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汽车，这个画面能强化‘时代更迭中个体渺小’的隐喻。”尽管这个镜头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不够完美，但那个结尾还是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片段之一，也让作品从“青春片”上升到“社会观察”的高度。
而在与蔡明亮合作《洞》时，焦雄屏则推动了一次大胆的“类型融合实验”。“当时蔡明亮想拍一部关于‘21世纪来临前夜，人类孤独与焦虑’的电影，风格很极简，甚至有些沉闷。”焦雄屏担心纯粹的极简风格会让观众难以共情，便提出“在写实叙事中插入歌舞片段”的想法，“歌舞可以作为角色内心的幻想出口，既打破沉闷，又能深化主题”。为了实现这个构想，她亲自联系云门舞集首席舞者罗曼菲，邀请其带领舞蹈系学生参与创作，“罗曼菲只用五分钟就编排出一段符合影片氛围的舞蹈，演员们也快速进入状态”。最终，《洞》在戛纳电影节引发惊艳，歌舞片段与写实叙事的碰撞，成为蔡明亮作品中最独特的尝试之一。
短片创作：拒绝“功利性”，回归“情感本真”
谈及短片，焦雄屏指出两岸三地与西方的认知差异：“在大陆、港台，短片常被当作长片的‘敲门砖’，年轻创作者用它展现能力；但在西方，短片是独立的艺术载体，有人终身做短片，专注于实验与创新，比如德国的实验动画，没有完整剧情，只有线条与色块，却能推动电影语言的革新。”
作为台北艺术大学电影系的开创者之一，焦雄屏在电影教育领域同样深耕多年，桃李满天下，“当年在台北艺大，我们给导演、编剧专业的学生定了一个要求：毕业必须交出一部30分钟左右的短片。”焦雄屏解释，“短片作为长片的敲门砖，就是展现你实力。将来因为你短片做的好，然后人家就会找你来做长片好，这是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我们也默许，因为当时作为台湾太缺年轻导演的时候。”
但无论功能如何，短片创作的核心是“诚恳”。“年轻创作者不要急于追求‘风格’，刚起步就谈风格是痴人说梦。”她以马丁·斯科塞斯学生时代的短片《剃须记》为例：“五分钟的作品，只拍一个人刮胡子，却用音效与节奏营造出紧张感，这就是才华——专注于真实的情感与细节，比刻意追求‘高级感’更重要。”这种不刻意、不做作的诚恳创作，才是短片的价值所在。
寄语行业与新人：规范分工、深耕积累，以热爱守护电影初心
作为培育众多电影人的“伯乐”，焦雄屏不仅发 了桂纶镁、陈柏霖、高圆圆、刘亦菲等演员，更以监制身份打造了《蓝色大门》《17岁的单车》《爱你爱我》《洞》等经典作品。谈及人才培养，她强调“因材施教”与“实践为先”。
“当年选桂纶镁演《蓝色大门》，有人说她‘不像明星’，但我看中她身上的纯粹感——这种气质贴合角色的青春懵懂，最终她凭借这部作品成为大明星。”焦雄屏回忆，她培养新人时，会根据其潜力提供精准建议：“比如对王小帅，我会在剧本阶段就帮他梳理主题；对年轻演员，会引导他们理解角色的情感逻辑。”
此外，焦雄屏还呼吁规范行业分工，尤其是“监制与制片人”的定义。“现在有些项目里，投资老板、行政人员都挂名‘监制’，但实际上，监制应该是在创作与制作中深度参与的角色，要为作品的艺术质量与制作流程负责。”她建议参考好莱坞模式：“奥斯卡规定领奖制片人不超过3人，这就是规范——明确分工才能推动电影工业化发展。”
作为评委会主席，焦雄屏在典礼上发表了深具思想性的讲话：“我们始终秉持着‘专业、公正、前瞻’的态度，聚焦作品的原创性、艺术表达与社会洞察。我们不仅关注技术的娴熟，更重视镜头背后那份独特的观察、真诚的情感和勇敢的表达。”
她进一步寄语青年创作者：“技术会迭代，潮流会变迁，但属于导演的独特视角与有温度的表达，才是作品真正的灵魂。愿你们保持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对艺术的敬畏之心，永远守护心中创作的火焰。”
